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
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读了李庆霖的信，潸然泪下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
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多方反映无结果 斗胆上书毛主席
曾经的知青在李庆霖墓前留影
李庆霖为何要斗胆上书毛主席呢？起因是这样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
生活费由gov-ern-ment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情又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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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搜走，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300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着牙不说。
1979年底，在离
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李庆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狱的，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岁月，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
老伴病逝后，李庆霖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福建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的人，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关注着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他不时会收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来的全国各地知青们的来信和汇款。
李庆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症和喘息型气管炎。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一段辛酸、一段辉煌、一段困惑、一段沉浮……由此结束。李庆霖安眠在莆田市福山墓园里。2006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话，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