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世界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了世界？
德国《时代周报》经济版上周四在头条显赫位置摆出这一疑问，随后洋洋洒洒不惜笔墨地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的全球化图景。从新兴工业到新城市文化，是世界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影响了世界？
故事的第一幕将我们带到中国北京、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从而声蜚海外的联想总部。现年40岁、不苟言笑的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还是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联想已经不再是中国的联想，而是跨国际的全球化大企业。”身着灰色衬衫、计算机硕士出身的杨元庆端坐在一尘不染的办公桌旁，不无骄傲地说道。透过玻璃窗，还能看到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简陋的砖墙和木板房。
有煞风景的北京旧貌显然丝毫也不妨碍杨元庆眺望未来，“怀旧”、“意识形态”之类的词匯从来不会出现在科技精英兼管理人才的个人字典里， “在公司里我们只谈生意。”至于贸易规则，那也许是北京、华盛顿、布鲁塞尔政治活动家们的事情，无论谈判结果怎样，中国都不再只是一个丝绸大国，未来将有无限的可能性空间。
时至今日，很多西方人依然在用过时的思维模式思考21世纪的问题，一想到中国就仿佛看到一家靠外国资本家和党员干部联合运营的世界工厂。事实上，中国的旧瓶子里早已装满了新酒：富有创新意识的千千万万名经理人、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导演、时装设计师正在共产党的屋顶下面支起中国的脊樑。
廉价劳动力并非中国的唯一资源，效益理念、迅速成长的市场、融入人才、教育观点的原有价值体系、与孔孟之道相得益彰的资本主义仿佛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相抗衡的工业及文化产业。正如杨元庆本人在介绍联想最新出品的IBM电脑时所说：“我们是新一代，我们便是未来。”
工业化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第叁世界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此涇渭分明的分工很快就要站不住脚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它既能保持低廉的劳动成本，又能参与全球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
让我们再看一个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例子。自去年成功购入法国汤姆逊电视机业务之后，中国TCL集团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厂商，这对于地处德国黑森林边缘、维林根－施维宁根市内的德国研发部门来说，绝非皆大欢喜的好消息。150名高级工程师当中，50人失去了工作，剩下的以荷兰工程师约翰﹒施多特为首的科研小组收归TCL旗下，深圳总部技术同行罗先生（Forest Luo）的电脑屏幕上自此经常出现施多特发来的电子邮件。
年轻有为的罗先生必须逐一阅读回復这些电子来函，没有理由不感到厌烦，他嘆着气说：“在中国，如果谁有什么主意或者想法，总是尽快付诸实践，可是欧洲人还得研究、再研究。”技术过硬、英语流利的罗先生可以算是TCL集团聘用的中国雇员的典型。与美国、德国部门的裁员情况相反，深圳TCL在完成国际兼并之后反而扩招了200名员工。佛雷斯特﹒罗说：“很多事情在深圳办起来比较容易，费用也很低廉，比如设计、生产测试、质量检验，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美林投资发展银行的中国顾问T﹒J﹒邦德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对西方国家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未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大，投资热退烧，中国企业更将全力开拓海外市场。甚至在诸如汽车制造之类的传统弱势行业，中国也将推出自己的产品。德国汽车配件厂商ZF目前迫于竞争态势准备进军中国，在当地用低廉的佣金招聘懂德语的技术人员，如此一来，便能节省大量的生产费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即使对于大众、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这样的名牌企业来说，昨天的合资伙伴就可能变成明天你死我活的敌人。上汽集团不久前宣布：2007年开始组装自己的汽车，这无异于是在直接向大众宣战。
戴姆勒克莱斯勒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设立于北京的奔驰厂房尚未建好，中国汽车市场的年成长率就已从原有的75%下跌到15%，生产过量问题迫在眉睫。集团内部突然传出消息，未来可能对外输送在中国出厂的汽车，换句话说，戴姆勒克莱斯勒在行业内部打响了转移生产基地的头炮，直接危及德国就业市场，而这本来是集团总裁一直尽量避免的事情。
预计到2010年，中国市场只能消化掉80%的出厂汽车，剩下的20%必将销往世界各国。大众已经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并将启用中国工程师和设计者。一旦北京变成世界工厂的智囊团，西方阵营是否就该遭人遗弃了呢？即便是在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总数居第二位的科研人员，而据北京社科院预计，15年之后，中国工程师人数还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两倍。
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正在对全球一半的原油需求增长量负责。为了满足能源飢渴，中国投资20多亿美元用于苏丹石油基础设施建设；与日本争夺俄罗斯输油管道及东海天然气勘探权；抢先印度一步支援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工程……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第叁大贸易国，中国国民经济排名世界第六。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与日俱增。历史学家喜欢把21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德国、日本相提并论，然而，中国的情况更为復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总结说，“高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军事力量、活跃的高科技产业和庞大人口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实力迅猛膨胀的根基。”而且，中国市场已经全面放开，经济纽带的纵横交织使得西方国家很难缔结一个“反华联盟”，只有当全球化进程突然中断，或者发生大规模内乱，才有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
中国危机可能爆发吗？贪污腐败、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资源缺乏、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种种因素确实在过去几年间引发了大大小小的群众抗议、游行示威事件，一旦中国企业发现：产品生产过剩、似乎永无枯竭之日的经济繁荣已经过去、公司裁员无法避免的时候，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在改造计划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毁坏了原有的社会福利系统，一切尚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今天，一位下岗工人很容易陷入生存危机，一旦失业人数骤然增加到几百万，中国将会爆发全国性的危机吗？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一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磨礪、刚刚走出飢寒交迫的寒夜的民族，其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勇气都将是惊人的。对于抱着几块破木板漂过狂风巨浪的中国人来说，几场屋檐下的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仍有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因为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现有的共产党专制统治远远没有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脆弱。1980年以来，4亿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状态，2.6亿中国人拥有超过2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与此同时，60%的中国人（8亿）生活在乡村，其中包括1千万的流动人口，为中国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提供了劳动力源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在于：城市化和全球化同在──这一点和美国、西欧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一状态至少将持续100年。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改造过程，全球化进程则将驱动价值观念转变。这是无法逆转的，同时也很难受到统治阶层的人为操纵。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世界性色彩的新城市文化，例如：北京餐厅正在日本化、上海建筑正在美国化、中国服装正在欧洲化，文学风格正在网络化……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不停地融入国际元素。
经济上升必将推动文化繁荣，中国电影屡获国际大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例如，顾长卫的《孔雀》拿下上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为摇滚歌星崔健设计演出服的时装设计师冯灵（音译）说：“就在不久之前，几乎所有的新潮时装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今天，我们中国人经常要问：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风格？如何设计出既时尚、又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款式？”
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国文化也被卷入到全球化的商业浪潮之中，年轻的北京戏剧女导演曹克非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到处洋溢着生机、活力，过度膨胀的希望。”正是为了逃避这种“世界就在脚下”的浮躁气氛，曹克非经常徘徊在中德两地。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德国人竟然热衷于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曹克非说：“除了个别的诗人、画家会在作品里质疑全球化带来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现象，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会想到去批判资本主义。”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照单全收的自信，中国人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世界。
[ 本帖最后由 特立独行的猪 于 2005-9-25 19:36 编辑 ]
